土家族摆手舞：从小山村“摆”上世界舞台

并且通过权力分立、言论自由等制度性保证，可以尽可能地避免政治权力、宪法审查者自身的偏私、民意直接介入到宪法审查和宪法决定当中。

‘全国人民讨论宪草意见汇编至此终刊。6 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此专门设立了季羡林工作室，接收季先生赠书。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分组讨论宪法草案意见汇编》 在寻找《全国人民讨论宪草意见汇编》过程中，我曾在国图网上预约到时尚未到手的第七辑、第八辑、第十三辑三册。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五四宪法制定六十周年，法学界各种纪念活动此起彼伏。但预约时我没太注意，等到拿到书时，发现只有第七辑、第八辑，而第十三辑却被我约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分组讨论宪法草案意见汇编》这一此前并未注意到的资料。历史正是在无数份资料的叠加中累积着发生的，每一份资料都可能在某个角度影响历史的发展，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不时以白居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比喻资料收集之难。20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90页。

也就是说，即使人大代表分组讨论中涉及到了检察制度，19 也未对五四宪法产生实质影响。5 一是检察制度，二是较大的修改，如此一来，寻找这套传说中的《全民讨论意见汇编》，便是非干不可的事了。自此，程序与法律结下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解之缘。

其不仅证明着人类对自身行为后果的预见、量度的把持，同时也反映着对复杂的社会事务发展逻辑的准确掌握和运用。但按其标准所划的公法领域（主要指行政法）中的那种片面强调国家意志、公权力、行政主体地位、法律强制力等优先的传统观念，已日益因之陈腐、僵化而遭人摒弃，甚至被担心若再不改弦更张将陷入违背民主和法治理念之歧途。行政程序价值体系包括自由、正义、民主、效率和秩序等价值 ，行政程序各价值间既有消长也有协衡，其中效率价值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选择问题最为典型。行政程序各价值间既有消长也有协衡。

比如，如果过分追求妥当正确的话，也许会使程序变得极为耗费资源而昂贵。但民主作为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其具有先自由价值而实现的属性（相对自由价值而非针对程序本身的工具属性）。

对于行政程序，最为典型、最经常困惑认识主体的莫过于效率价值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选择问题。我们之所以倾向于把它称为一个价值而非一个目的（end），乃是因为它是所有人都想加以维护的一个条件，尽管没有人曾意图以刻意的方式构造它。而权力又往往以无情和不可忍受之方式行使……呈现社会上权势者对弱者的压迫和剥削[21]。实际上，在理性的行政程序设计中，行政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受到必要限制。

行政程序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形成权利一权力博弈模型，完成主体角色定位 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论及，政府的特殊性之一是，它不因法律存在并构成了赋予权利的基础，而仅旨在承认和实施法律，而且还要追求其他具体的政治、道德、功利等目标。自由与程序素来有着不解之缘，自由的历史大致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美国联邦大法官弗兰克福特语）。毕竟寻求意义，并在任何具体形式中赋予价值意义，是人类内心最深沉的呼唤[2]。在行政权所蕴藏的强劲扩张力面前，民主应属优位价值，民主所扮演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内在的规束和引导，而非有些人忧虑的程序民主是行政权手脚的羁绊。

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则力图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利，对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指导。彼时正处于秩序行政时期，随后又进入消极行政年代。

民主可谓现代行政的根本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部行政法的首要宗旨就在于要把行政关系民主化。权利与权力谁为本位，其实质是权力和法律同作为统治社会力量，谁掌握主导权问题。

[21][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36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关键字】行政程序价值。五、我国行政程序功能发挥 功能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和效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原材料，具体的法律必须在一个程序化形成的行为中，根据这些原材料产生。没有行政程序价值的实现，行政实体法只能部分地体现或实现法的价值。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众多领域中频率甚高地使用程序这一概念。

立法程序的内在价值更趋向于理性和平等，而行政程序可能更追求效率或民主。[37]参见[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123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通过程序检验实体法的内容，可以做到实施有效、淘汰过期和填补空缺。[25] （二）正义 自古以来，人们对正义的认识莫衷一是。

内在价值是行政程序自身固有的、独立存在着的优良品质（诸如关怀和尊重人、体现平等和理性），它能够直接承载和体现法的精神和价值，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欲求。其三，对话的背景和结果不同。

[45]参见杨海坤：《论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载《学习与探索》，1996 （3）。显而易见，凡是法律没规定的都是允许的这种公民自由权的概括式宣告，在适用于公民和政府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更具有特殊意义。[8]参见《辞海》（下册），411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8][美]达尔：《论民主》（中译本），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8]尽管如此，虽然可以强调社会整体目标，力求使作为实现正义保障的民主与效率趋于平衡，但行政程序中很难做到两者完全并重。其二，权力行使主体在程序中的地位不同。

但民主与效率并不矛盾，在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韦德看来，法律工作者是注重程序的人，行政官员往往把法律工作者发明的程序限制看成效率的障碍，这是自然而然的。公众对行政权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各种行政决策、行政执法等行政活动的实际了解和直接参与以及对这种参与的信息反馈。

而有些行政程序则是人们要实现实体权利所必须历经的程序，这种程序是权利实现的附条件，试称之为消极程序，如工商登记、婚姻登记、档案交管等。因为行政相对方的所有权利不借助行政程序将无一能行使，而行政相对方合法权利被侵犯的主要根源之一便是行政的非程序化。

如果认为行政程序仅是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将行政程序定位为效率，其他价值如民主、人权等在多数情况下退居下风。[8]譬如会议程序、办公程序、操作程序等。统而言之，人的一切实践活动无不是为了把客观存在的对象，改造成为满足自身需要的事物。[49] 在现代公共行政活动中，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

而当它完全敞开时却会四溢。[3]这种关系可简单概括为作为客体的外界物（自然、社会）与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

法定行政权力的行使，不仅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更重要的是要符合程序性的要求，要非常诚实（in good faith），全心全意服务于实现主张授予权力的目的。行政程序与其他国家权力行使程序相比的特殊性在于，行政机关身兼参与主体与决策主体两种角色，揽准立法执法准司法权于一体。

就此意义而言，程序内在价值由程序本身自我证成、自我实现。在行政程序中，自由是通过参与和自主实现的。